開封是河南重鎮，曆史名城，古稱汴京，為八朝古都。
處於黃河中下遊平原東部，地處河南中東部，東與商丘相連，西與鄭州毗鄰，南接許昌和周口，北與新鄉隔黃河相望。
境內河流眾多，被稱為北方水城。
開封一帶地勢平坦，水源豐富，田地肥沃，是中原的富裕之鄉，產糧大區。
可開封雖然地平水足，田地眾多，但開封卻也近年來出產流民極多的地區。其根本的原因就是開封的田地，被兼並的最嚴重，絕大數的土地被兼並到了少數大地主們的手中。而這其中，占有土地最多的則是前明周王以及周王一係的諸宗室各家。
明代宗室們待遇向來優厚，厚祿之外還有優賞，以及大量的賜田。
而到了明中葉以後，土地投獻之風盛行。所謂投獻，在投獻一方，有有“妄獻”和“ 自獻”兩種；在“納獻”一方，有皇族、戚畹、功臣和官紳。
“妄獻”，係指庶民田地 被“奸猾之徒”妄稱為“己業”或“無主閑田”奉獻給權豪勢要；“自獻”，係指庶民 將自家的田地無償地奉獻給官豪勢家，而本身淪為莊佃、佃戶或奴仆。
投獻到了明中葉以後，非常普遍。
究其原因，還是因為明代的役重。
許多自獻聽起來難以相信，百姓居然把自家的田地無償獻給那些官豪勢家，自己去給他們當奴仆。可這卻是事實，而且不僅是明代才有，事實上曆朝曆代都有的事情。
原因就是在封建時代，土地捆綁著百姓，人丁也是稅役。國家的稅賦瑤役攤到每個百姓頭上，負擔極重。而那些宗氏勳戚們，卻享有種種特權。
在明朝，勳戚們受賜的公田，載在“金冊”，並不報官入籍，享有免除稅糧和差役的特權 。
雖然法律條文上也規定，賜田以外的田土一般稱為自置私產，應與“齊民一體當 差”，但由於貴族的權勢，法律很難執行。勳貴“私田”“不肯與民一體當差”的弊病 ，早在洪武年間就出現，中葉以後，法律廢 弛，權貴們更加肆無忌憚，“廣收民田為己私業，而陰以勢力把製，使有司不得編差征 稅”。因此，在實際上，王府、勳貴的所有田產都享有優免一切糧差的特權。
百姓當自耕農，就得向國家納稅，甚至還得承擔比田賦更重的雜役。為了逃避這些沉重的賦役，許多百姓便開始主動的投獻那些享有特權的勳戚們。
把自己的田地送給勳戚，主動給勳戚們做奴仆，如此一來他們就不再是大明的納稅子民，而隻是一個勳戚們的奴仆。
勳戚們多得許多田地，自然樂於其成，他們甚至為了吸引更多人投獻，主動把那些投獻來的土地，再交還給那些投到門下的奴仆佃種，也就是依然把田地給原主人佃種，甚至他們征收的佃租還主動降到比國家征收的稅賦還低一些的份額。
如此一來，勳戚們平白得了田地，還得了許多奴仆。而那些投獻賣身為仆的百姓，雖然名義上當了仆人，也沒了自己的田地，可他們身上的賦役卻輕的多，向勳戚交更少的租，不用承擔煩重的雜役。
勳戚和百姓都享受到了實際的利益，損失的隻是朝廷的利益。
一般來說，投獻也不是那麼隨便的，會有一個形式。投獻者提出奉獻，受獻者要向朝廷奏討，然後皇帝欽準賜予。這樣，原來的庶民百姓的田地，便轉變為欽賜田地。
受獻者在沒有任何支付的情況下，不僅獲得了土地所有權，而且免納糧差。這坐收無窮之利的好事，歸根到底還是因為他們享受受賜和優免的特權。
甚至到了晚明，不僅那些宗室勳戚們享受這種受賜和優免的特權，連那些有功名的士人和官員們也享受這種特權好處。
一些窮困百姓之子，一旦科舉得中，隻要進了舉人，就會有百姓前來投獻土地，和賣身為奴，一旦中了進士，那更是不得了，許多生意不小的商人都會主動前來做奴仆。
正是在這種情況下，明末之時，天下雖有十餘億畝土地，過億百姓，然則實際上朝廷卻收不到稅，征不到糧，朝廷的開支最後都隻壓到了極少數的一部份百姓的頭上，還全是些窮困百姓，終究導致了各種民亂產生，社會崩潰。
就如開封，一個產糧大區，但田地卻多兼並到了以周王為首的這些勢家之中。
明代徭役之重，甚至超過稅糧。
但是，王府和勳貴莊田卻享有 優免權。一旦成為他們的莊佃，即可在其蔭蔽之下，免充國家差役。走頭無路的農民， 甚至中小地主，為了躲避“差役苦累”，便往往“將自己田產投進王府，將子弟投獻，充當奴仆。
貴族以外的官紳同樣是特權等級。
在等級的階梯上，他們雖然低於貴族，但卻高居於庶民之上。
在政治身份上，他們是“官”、是“紳”，因此在戶籍上稱為“官籍”、“ 官戶”、“官甲”，與無身份的庶民截然不同。明代律令嚴格規定，“富貴貧賤”之間 絕不能“越禮犯分”；庶民不準擅自以官相稱，“稱者，受者各以罪罪之”。官紳們 憑著尊貴的身份，煊赫的勢力，“視細民為弱肉”，“受奸人之投獻”。在那個時代， 士一登鄉舉，輒皆受投獻為富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