兵部右侍郎馮元飆被委為與清遼聯軍談判和議大使，當日便出京前往關外。就在同一天，劉鈞也向吳甡提出了幾項人事提議。
“自劉閣老丁憂返鄉，如今內閣隻剩下五人。我提議內閣補充兩人，恢複到過去七人內閣規模。”
皇帝朱慈烺對吳甡道，“元輔，郡王先前也跟朕提過此事，朕的意思是如今輔政大臣就剩下兩位，內閣又缺員，不免過於辛苦。不如就再補充兩人入閣，以後也能分擔些兩位的擔子。”
“郡王提了兩個人選，川湖總督袁繼鹹，前閣老姚明恭，元輔覺得如何？”
吳甡有些措手不及，他沒料到劉鈞在這個時候突然提出這樣的事情，更料不到他事先已經與皇帝議過。
袁繼鹹是劉鈞的老師，姚明恭是劉鈞的同鄉，若這兩人入閣，很明顯以後劉鈞在朝中的勢力更強。
他低頭沉思片刻，然後答道，“陛下，官員入閣，向來都有套固定的製度，需要經過會推。按製，三品以上九卿及僉都、祭酒，廷推上二人。閣臣、吏、兵二部尚書，會大九卿五品以上官及科道，廷推上二人、或再上三四人，皆請自上裁。凡尚書、侍郎、都禦史、通政使、大理卿缺，皆令六部、都察院、通政司、大理寺三品以上官廷推。”
大明三品以上的官級官員的選任方式，到了晚明以後，早就幾經變化，形成了極獨特的會推方式。
在大明初期，高級官員的選任很簡單，一般都是由皇帝特簡。到了宣德以後，若兩京六部、都察院堂上官有缺，則命廷臣察舉方麵官之廉正公明才幹者，諸大臣商議推舉若幹適合人選，再交給皇帝點選。
此後，這種會舉方式便漸漸成為主流。
不過到了成化年間，明憲宗又以會舉多徇私情為由否定了一直以來的會舉方式。但明憲宗自己本人又不能勝任親簡，因此最後便又形成由吏部單獨推選高級官缺的方式。
但三品以上的高官畢竟不同於普通官吏，多為股肱重寄，選任需慎，又有此前眾官會舉的傳統，於是反對吏部單獨把持銓選的呼聲逐漸增多。
弘治時，明孝宗聽從大臣們的進諫，再度恢複會推製度。從此，會推製度正式形成。
按照這種會推製度，朝廷要選任內閣大學士，就需要大九卿以及五品以上官及科道言官，一舉推薦出兩人或者三四個候選人，最終由皇帝決定。
會推製度最重要的兩個程序，一是候選人產生，要集合有資格的眾官，討論商議。
凡遇尚書、侍郎、巡撫等官缺，要由吏部組織六部、都察院、通政司、大理寺堂上官，九卿合議推舉人選；遇更為重要的官缺，如吏部尚書、兵部尚書、總督、以及內閣閣臣等，九卿之外還要有科道官的參與。
萬曆後期開始，凡有會推，科道官皆可參與。
其二是在選用上，會推候選人名單上呈，由皇帝確定人選，最終任命結果既可以是會推所選之人，也可由皇帝另選他人。這種規定本身便界定出了兩種意見上的分歧空間：眾官員在提名候選人時可能存在的意見不同；皇帝在進行最終決策時與眾官員之間可能存在的意見不同。
崇禎在位之時，曾經用過一種相當奇特的方式選用高官。先由大臣們會推出幾個侯選人，然後他再把這些侯選人的名字寫在紙上扔進金瓶裏，然後采用抽獎一樣的方式，最終摸到的就是選用者。
在劉鈞看來，會推本來也是一種集思廣益，推舉賢明的好製度。但任何製度都不可能是完美的，明代的會推製度，使得在大明重要官僚的任命過程中，大小官員都得以參與其中，用人意見得以表達。
但是如此一來，牽涉到的派係太多，特別是到了明後期後，黨爭厲害，會推便淪為黨爭的悲劇，會推本身所包含的意見分歧空間，便漸漸淪為意氣之爭黨派之爭，使得朝中的紛爭更嚴重。
崇禎時，比較嚴重的會推爭鬥就是錢謙益與周延儒和溫體仁的鬥爭了。當時會推閣臣，東林領袖錢謙益成為侯選人，而周延儒和溫體仁二人未當選，兩人便以結黨和科舉舞弊為名攻擊錢謙益，最近使得錢謙益失去入閣的資格，並被問罪，周延儒則得以入閣。
如今朝中，自周延儒死後，原來的江北黨也紛紛做鳥獸散，不是加入到了吳甡的江南黨，就是倒向了劉鈞的楚黨。
劉宗周一走，中立的那些官員也是群龍無首。
若是搞會推，肯定又會變成一場激烈的黨爭。
不過吳甡既然把會推製度搬了出來，那劉鈞也無法拒絕。不過按這製度，最終會推出來的侯選人最終裁定選用資格，卻依然還是在兩位代天子執政的顧命大臣手裏。
因此說來說去，吳甡其實就是多此一舉。
按會推製度，現在需要會推的官職主要有三類，一是京官係統中的重臣，包含內閣閣臣、各部尚書、侍郎、左右都禦史、副都禦史、大理寺卿、通政使等。
第二類則是中央特派地方大員，包括總督、巡撫、巡按。
第三類則是地方的高級武官，包括提督、總兵、副總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