張學良此人，確實令蔣介石頗為頭疼：
讓他回西安吧，蔣委員長的麵子往哪裏擱？
把他抓起來吧，輿論壓力吃不消——他放了你蔣介石，又親自送你回南京，你若把他抓起來，未免太不仗義了！
左思右想，卻又左右不是。
蔣介石畢竟老謀深算，他在南京演出了一出鬧劇……
張學良的專機，在26日稍晚於蔣介石的專機，飛抵南京。與張學良同機到達的，有他的七名副官、隨行工作人員和兩名司機。
這七名副官是劉令俠、趙維振、王慶山、夏寶珠、劉雲清、張庭豔、陳玉。兩名司機是譚延斌、董拜瑞。
趙維振是張學良的侍衛副官。據他回憶，一下飛機，張學良一行和宋子文一起，乘上宋子文的一輛汽車以及南京張公館的兩輛汽車，直奔宋公館。
宋公館坐落在風景如畫的玄武湖畔雞鳴寺北極閣，那裏綠樹蓊鬱，幽雅宜人。宋公館內有兩幢二層小洋樓，宋子文把後麵的一幢讓給張學良下榻。
最初的日子，還算不錯。張學良在南京走訪親朋好友，往來自由。隻是外出時，總有兩輛汽車跟著，一輛是南京警務廳的，一輛是軍統局的，或坐便衣警察，或坐便衣特務。
那時，說是“保護”張學良，倒也還是說得過去。
張學良還在宋子文的陪同之下，打牌、玩球，看來，他在南京日子過得自在、瀟灑。
就是在那些日子裏，蔣介石在悄然策劃著怎樣“收拾”他……
其實，張學良也已料到蔣介石不會輕易放過他。據趙維振回憶，29日下午，當張學良在宋公館送別來訪的張群、吳鐵城、吳國楨時，張群對他說：“我們請你一聚。”張學良當即道：“要請趕快請，晚了可就趕不上啦！”
張學良說這句話，是因為他已意識到自由自在的日子已經不多了。
31日上午，9點多光景，宋子文帶著戴笠進來。戴笠通知張學良，要開軍事委員會會議，馬上就去。
張學良隨著戴笠走了。
張學良到了那裏，才知道不是開會，而是軍事委員會高等軍法會審對他進行審判！
軍事委員會高等軍法會審審判長為李烈鈞，審判官為朱培德、鹿鍾膦，軍法官為陳恩普、邱毓楨，書記官為袁祖憲、郭作民。
審判長李烈鈞為資深國民黨人。他年長蔣介石五歲，江西武寧人，早在1907年便加入同盟會，在國民黨“一全”大會上當選中央執行委員，後來任國民政府常委兼軍事委員會常委。李烈鈞在“九一八事變”後力主抗日，此刻蔣介石要他出任審判長審判力主抗日的張學良，他真是有苦說不出。
台灣《傳記文學》雜誌曾刊載李烈鈞的回憶錄，他回憶道：
31日開庭前，我命副官先布置一下法庭，然後我借朱，鹿兩審判官到法庭坐定，我環顧法庭，四麵布置周密，警戒森嚴。我命將張學良帶上。不一會兒，張學良麵帶笑容，趨立案前，我因為他是陸軍上將，又是未遂犯，讓他坐下，但他仍筆直地站著。
我招呼他走近一些。
我問張學良：“你知道犯什麼罪嗎？”張學良回答：“我不知道。”我翻開陸軍刑法給他看，並對他說：“陸軍刑法的前幾條，都是你犯的罪。你怎麼膽敢出此言？”
張學良態度從容，答話直率，毫無顧忌。我心想：學良真是張作霖的兒子啊！我問他：“我們準備了一份向你提問的問題，要你回答，你願先看看這些問題嗎？”學良回答：“很好，請給我看看。”
現今，在南京的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裏，尚可查到當年審判張學良的記錄。據記錄載，麵對法庭，張學良作如下答複：
這回的事，由我一人負責。我對蔣委員長是極信服的，我曾將我們意見，前後數次口頭及書麵上報告過委員會委員長。我們一切的人都是愛國的人。我們痛切的難過國土年年失卻，漢奸日日增加，而愛國之士所受之壓迫反過於漢奸，事實如殷汝耕同沈鈞儒相比如何乎。我們也無法表現意見幹我們的國人，也無法貢獻於委員長，所以用此手段以要求領袖容納我的主張。我可以說，我們此次並無別的要求及地盤金錢等，完全為要求委員長準我們作抗日一切的準備及行動，開放一切抗日言論，團結抗日一切力量起見。我們認為目下中國不打倒日本，一切事全難解決。中國抗日非委員長領導不可，不過認為委員長還未能將抗日力量十分發揚，而親日者之障礙高於抗日者之進行。如果我們有別的方法達到我們希望，也就不做此事了……